世代居住于此的牡丹社“生番”（清朝對未開化少數(shù)民族的稱謂）嗅到了一絲危險的氣息，他們登高眺望，只見原本平靜的海岸上，驚現(xiàn)一支氣焰囂張的日本兵。

　　是年，正在推行明治維新的日本借口琉球難民事件，以陸軍中將西鄉(xiāng)從道為所謂的“臺灣番地事務都督”，率海陸軍3000余人入侵中國臺灣。牡丹社的原住民英勇反抗，在地勢險要的石門（今臺灣省屏東縣牡丹鄉(xiāng)）伺機埋伏日軍，終因寡不敵眾，被迫逃散。兇殘的日軍大肆焚毀原住民的營地，隨后占領(lǐng)臺灣南部的恒春。

　　清廷對于牡丹社事件的反應稱得上迅速，得知日軍侵臺后，立即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大臣，派兵增援臺灣，投入了接近日軍10倍的兵力。打了幾個月，侵臺日軍被清軍阻截在臺灣南部，其中有500余名日軍死于疫病，便向清朝認慫，宣布和談退兵。

　　清朝的表現(xiàn)更慫，竟和日本簽訂了臭名昭著的《中日北京專約》，賠款日方軍費50萬兩。日本雖然依照約定撤兵，但他們從此看清了清朝的虛弱真相，不久后強行吞并了中國的藩屬國琉球，并繼續(xù)對臺灣虎視眈眈。

　　在中國，牡丹社事件引發(fā)朝野議論紛紛。恭親王奕訢的得力助手文祥上奏稱：“日本，東洋一小國耳，新習西洋兵法，僅購鐵甲船二只，竟敢借端發(fā)難。”當時正值洋務運動期間，于是，洋務派以日艦入侵臺灣為由，主張籌劃海防、建立海軍。

　　關(guān)于晚清時期的軍隊建設(shè)，中國近代史專家尚小明認為，中國第一支近代化海軍是洋務運動時期創(chuàng)建的，而第一支近代化陸軍要到甲午戰(zhàn)敗后才出現(xiàn)。

　　1878年，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楨上奏朝廷，提出一項改革主張，即廢除武舉。

　　沈葆楨說，臣初到兩江任上，當?shù)匚渑e出身的武官就來找我申訴，說他們到軍隊多年，卻一直得不到晉升。臣很同情他們，可經(jīng)過實際考察，才知道，現(xiàn)在武舉選出來的人才已經(jīng)跟不上時代了，論“曉暢營伍”，他們比不上行伍出生的老兵，論“奮勇耐勞”，又比不上靠軍功升上來的將領(lǐng)。這是為什么呢？因為，武舉考的內(nèi)容和軍隊需要的能力完全是兩回事，“所用非所習也”。臣以為，廢除武舉是進步之舉，還可以省下一大筆經(jīng)費。

　　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，既傳承了岳父開眼看世界的精神，又繼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，成為洋務運動時期籌建近代軍隊的重要推手。他的觀點，自是有獨到之處，表面上請求廢除武舉，實則主張改革舊制，培養(yǎng)新式軍人。

　　但是，慈禧太后否決了沈葆楨的建議，還給他扣上頂大帽子，指斥其“請將武闈停止，率改舊章，實屬不知大體”。沈葆楨只好放棄陸軍改革，接著搞南洋水師去了。

　　眾所周知，太平天國起義時，清朝的“正規(guī)軍”八旗兵、綠營兵暴露出孱弱不堪的戰(zhàn)斗力，被太平軍吊打。清朝靠著曾國藩等地方督撫辦團練，廣泛募集勇營，才續(xù)上一口氣。在平定太平天國、捻軍的過程中，曾國藩、李鴻章為湘軍、淮軍裝備洋槍洋炮，并聘請洋人采用西式操練，試圖在裝備和訓練上實現(xiàn)近代化。

　　然而，戰(zhàn)爭結(jié)束后，督撫高度膨脹的軍政權(quán)力引起了朝廷的忌憚，清廷企圖裁汰地方勇營，另外籌建“練軍”。

　　1863年，直隸總督劉長佑上奏朝廷，提出仿照湘軍、淮軍的營制來改造直隸的綠營兵。

　　劉長佑是另一位晚清名臣劉坤一的族侄，曾作為湘軍的將領(lǐng)轉(zhuǎn)戰(zhàn)四方，因功升任直隸總督。在直隸任上，劉長佑奉詔督辦直隸、山東、河南三省交界地區(qū)的剿“匪”事宜，從直隸綠營中抽調(diào)精壯步兵1.25萬名、馬兵2500名，并從湖南、直隸募勇5000名，集中訓練，定名為“練軍”。

　　曾國藩調(diào)任直隸總督后，認為老部下劉長佑所制定的練軍章程有“文法太繁”、“事權(quán)不一”、“馬步Kaiyun官網(wǎng) 登錄入口混雜”等缺點，于是在湘淮軍舊章的基礎(chǔ)上重新制訂軍規(guī)，并規(guī)定冷熱兵器并用，引起洋劈山炮、洋開花炮等西洋陸軍武器，實行西式操練。到1870年，清廷下諭，各省仿行直隸練軍之法，挑選綠營精壯，編組練軍。

　　建立練軍后，清朝進一步對勇營進行改建，宣稱：“現(xiàn)在發(fā)、捻各逆次第殄滅，而各省未裁之勇尚復不少，著各該督撫迅議章程，分別遣留，專按奏報。”

　　清廷不敢貿(mào)然地取消勇營，一來，大量勇丁解甲歸田，會形成大規(guī)模的無業(yè)游民，不利于社會穩(wěn)定，二來，裁撤勇營后，財政拮據(jù)的清政府若無法解決巨額的欠餉，勢必引發(fā)兵變。所以，清廷同意保留勇營建制，用于駐防要地，稱為“防軍”。據(jù)學者樊百川研究，中法戰(zhàn)爭前夕，1882-1883年，全國尚有勇營兵額20萬。

　　但清朝并沒有放心地把兵權(quán)留在地方。為了削弱地方督撫的軍權(quán)，清廷有意用正規(guī)軍的武官系統(tǒng)來排斥勇營將官。

　　當時，勇營實行一套官職系統(tǒng)，有統(tǒng)領(lǐng)、營官、哨弁、什長等職位，而清朝的正規(guī)軍另有一套官職系統(tǒng)，包括提督、總兵、副將、參將、游擊等軍職。清朝規(guī)定，勇營將領(lǐng)必須獲得正規(guī)軍的官職，才能享受相對應的待遇，這相當于讓勇營的軍官成了“編外人員”。勇營的很多軍官在平定太平軍、捻軍后，為了獲得更高的優(yōu)待，便投入到傳統(tǒng)的體制中，接受清朝的改編。

　　這其中，有曾在淮軍統(tǒng)領(lǐng)馬隊的丁汝昌，他隨淮軍剿滅捻軍后，因功授為總兵，加提督銜；隨淮軍劉銘傳部征討捻軍的聶士成，戰(zhàn)后亦晉升為提督；以淮軍末弁身份參與鎮(zhèn)壓捻軍的葉志超，戰(zhàn)后積功至總兵。跟他們一樣被朝廷改編的勇營將領(lǐng)，不勝枚舉。

　　無論是練軍，還是防軍，在洋務運動中都引進了洋槍洋炮，但按照尚小明、陳悅等學者的觀點，這些軍隊仍然不算是近代化的軍隊。

　　首先，他們沒有近代化的軍隊編制，全部以營為單位，所采用的營制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的戚家軍，這種軍隊當年打倭寇沒什么問題，但到了近代打洋鬼子就不一定適用了，一旦遇到大兵團調(diào)度的戰(zhàn)役，便容易出現(xiàn)指揮混亂的情況；其次，后勤方面也沒有近代化的醫(yī)療、通訊人員和軍餉保障等系統(tǒng)。

　　可以說，洋務運動這么多年，花了這么多錢，造了這么多槍炮，陸軍建設(shè)卻僅限于“練兵”、“制器”，一直未能打破制度的桎梏。

　　洋務運動時，海軍的籌建一度成效卓著，其主要成果，由福建、南洋和北洋三支艦隊組成。

　　近代以前，清朝長期忽視海防的重要性，軍事系統(tǒng)中的“水師”，只承擔沿海及內(nèi)河守備、緝盜等職責，多采用槳船或帆船。有清一代，水師在平定三藩之亂、福建蔡牽起義、太平天國等戰(zhàn)爭中尚有一戰(zhàn)之力，但英國、法國等洋人憑借堅船利炮入寇中華時，清軍水師就“舟師舊制，弱不敵堅，遂盡失所恃”。

　　對此，歷史學家夏曾佑評價道：“中國建國在于大陸之上，歷朝異族之勁敵，亦均從北方陸地而至，中國歷史其興亡之故無以水師為關(guān)鍵者，以此之故，中國人胸中常有海軍不足重之意想。”

　　1874年，牡丹社事件發(fā)生后，眼見小日本都上門來騷擾，清廷實在忍不了，當即決定建立近代海軍。

　　同年，江蘇巡撫丁日昌草擬《海洋水師章程六條》，建言籌辦三支近代海軍：“擬設(shè)北、東、南三洋提督：以山東益直隸而建閫（統(tǒng)兵的將帥或機構(gòu)）于天津，為北洋提督；以浙江益江蘇而建閫于吳淞，為東洋提督；以廣東益福建而建閫于南澳，為南洋提督。”于是，清朝決定，派李鴻章、沈葆楨分別督辦南、北洋海防事宜，籌建海軍。

　　同時，丁日昌指出：“外海水師以火輪船為第一利器，尤以大兵輪船為第一利器。”當時，洋務運動興建的江南制造總局、福州船政局等已經(jīng)具備了自主造船的能力，但這些工廠所造的船艦和當時西洋先進的軍艦相比，速度不夠快，戰(zhàn)力不夠強，生產(chǎn)成本及耗燃料也較高。故此，李鴻章、沈葆楨都主張優(yōu)先向洋人購置先進的鐵甲艦。

　　次年，清廷通過時任中國海關(guān)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牽線，和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簽訂購船合同，先是以45萬兩銀的價格，訂購了4艘“蚊子船”。

　　所謂蚊子船，是一種木船外包鋼殼的炮艦，船身較小，艦長僅30余米，排水量僅有400噸左右，好處是炮大、價廉。每次船上開炮，自身的艦體也被震得地動山搖，在海上就像左右搖擺的蚊子一樣。

　　之后的一年里，4艘蚊子船分成兩批，由英國海員駕駛，抵達天津大沽。李鴻章親眼看到蚊子船后，不禁大跌眼鏡，顯然，這些小不點無法和龐大的鐵甲艦抗衡。在碼頭檢閱船只時，還發(fā)生了一個小插曲，李鴻章經(jīng)過一個英國水手身邊時，那個英國人可能是沒見過世面，或是操作不當，手里的槍竟然走火了，子彈擦著李鴻章的頭頂飛過，差點兒就“杯具”了。

　　不過，李鴻章在惱怒之余也有意外收獲。第二批護送軍艦來華的英國船員中，有一個叫“浪為美”的英國海軍軍官。這個中文譯名其實是清朝官員為了討個好意頭特意修改的，后世更多稱這個人為“瑯威理”(Lang William M)。

　　瑯威理當時才三十多歲，是英國海軍中的青年軍官，他到中國來，只是為了“送貨”。但李鴻章從手下口中得知，此人“本領(lǐng)甚佳”，想到籌建海軍需要一名經(jīng)驗豐富的洋教習，于是向瑯威理本人發(fā)出邀請，希望他留在中國，幫忙建設(shè)海軍。瑯威理以“奉英國委帶兵船，不能分身”為由婉拒了。

　　1879年，清朝又在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訂造了4艘蚊子船，瑯威理作為艦長，再次護送船只到中國。這一次，李鴻章正式向總理衙門上書，說有個姓“瑯”的英國軍官十分能干，建立聘請他擔任北洋水師的總教習。同時，考慮到瑯威理是英國現(xiàn)役軍官，李鴻章通過駐英公使曾紀澤、海關(guān)總稅務司赫德等與英國政府交涉，在保留其軍籍的情況下，讓瑯威理從英國海軍請假，到北洋水師任職，并許之以高薪厚祿。

　　購置軍艦的工作仍在進行中。建造近代海軍，需要守衛(wèi)港口的蚊子船、護衛(wèi)艦隊的魚雷艇、運送糧餉軍械的運輸船、偵察敵情的信號船、訓練海員的練習艦等，而真正的主力，是大型鐵甲艦。

　　1881年，清朝向德國購買的兩艘大型鐵甲艦在伏爾鏗造船廠正式動工，它們將在日后成為北洋水師的主力艦，分別取名為“鎮(zhèn)遠”、“定遠”。

　　這兩艘大型鐵甲艦的排水量均為7355噸，其中，定遠艦全長94.5米、寬18.4米，鎮(zhèn)遠艦全長91米、寬18.3米，各裝備有克魯伯305毫米雙聯(lián)炮2座4門、150毫米單裝炮2門、75毫米速射炮4門、14英寸水上魚雷發(fā)射管3具。鎮(zhèn)遠、定遠竣工時，其裝備的主炮甚至比當時英國戰(zhàn)艦使用的前膛填裝式炮性能更加優(yōu)良。

　　由于中法戰(zhàn)爭的影響，德國人推遲了兩艘軍艦的交付時間。1885年，經(jīng)過漫長的等待，鎮(zhèn)遠、定遠航行至中國，隨后正式服役。

　　到北洋水師成軍時，旗下排水量1000噸以上的艦船有17艘，其中，定遠、鎮(zhèn)遠2艘大型鐵甲艦購自德國，致遠、靖遠、超勇、揚威4艘快船（防護巡洋艦）購自英國，經(jīng)遠、來遠、濟遠3艘快船購自德國。另有近海防御鐵甲艦平遠（排水量2150噸），魚雷巡洋艦廣乙、廣丙，練習艦康濟、威遠等，由福州船政局自主建造。

　　籌建近代海軍的過程中，包括購買、建造艦船的費用以及軍械的維修費、艦隊人員的薪俸、港口的維持費等在內(nèi)，耗資巨大，相當燒錢。時人姚錫光在《東方兵事紀略》中對北洋水師每年的費用做過不完全統(tǒng)計，“其俸餉并后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、支應各局經(jīng)費，歲一百七十六萬八千余兩”。

　　此前已調(diào)任西北的左宗棠幫了大忙。當初，左宗棠在創(chuàng)建福州船政局時，還創(chuàng)辦了附設(shè)的福州求是堂藝局，即后來的福州船政學堂，宗旨在于“學成制造、駕駛之人，為將來水師將材所自出”。船政學堂招收學生時規(guī)定：凡是錄取的學生，伙食費全免，另外每月給銀四兩，補貼家庭費用；三個月考試一次，成績列一等者，可領(lǐng)賞銀十兩；五年畢業(yè)后，可由政府分配一份差使。沈葆楨接手福州船政局后，繼續(xù)踐行左宗棠的發(fā)展理念。

　　福州船政學堂分為前學堂和后學堂，前者主要教授制造輪船的技術(shù)，后者旨在培養(yǎng)海軍人才。從1866年創(chuàng)辦到1907年停辦，福州船政學堂為近代中國培養(yǎng)了600多名海軍人才。

　　船政學堂的學生平時要學習外國語言以及數(shù)學、光學、化學等洋學，其中一些學生還得到了外國留學的機會。日后在清朝海軍服役的人才中，有不少出自船政學堂，如定遠艦管帶劉步蟾、鎮(zhèn)遠艦管帶林泰曾、致遠艦管帶鄧世昌、濟遠艦管帶方伯謙、靖遠艦管帶葉祖珪、康濟艦管帶薩鎮(zhèn)冰等，他們將成為晚清海軍的中堅力量。

　　嚴復在福州船政學堂學習五年后，被選派去歐洲留學，因精通外語得到了晚清外交官郭嵩燾的賞識。郭嵩燾頗為自謙，稱贊嚴復道：“有出使茲邦，惟嚴君能勝其任。如某者，不識西文，不知世界大事，何足以當此。”

　　1879年，嚴復從英國學成歸國，正趕上李鴻章在天津創(chuàng)建另一所海軍學校——北洋水師學堂（天津水師學堂）。嚴復來到天津，擔任學堂的總教習（教務長），任教長達20年，為北洋水師培養(yǎng)了很多海軍人才。

　　但是，李鴻章在苦心經(jīng)營北洋水師的同時，也避免不了任人唯親，他為北洋水師所選的“總司令”是不懂海軍的淮軍舊將丁汝昌。丁汝昌雖出自淮軍，但出身貧寒，缺乏家族背景，便于控制，從中不難看出李鴻章的私心。

　　在擔任北洋水師提督前，丁汝昌只在淮軍帶過馬隊，訓練騎兵在行，但訓練海軍就要另請高明了。之前李鴻章從英軍挖來的瑯威理作為北洋水師的“洋教頭”，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，“不怕丁軍門，就怕瑯副將”。丁汝昌為人性情溫和，平易近人，深受軍中將士的歡迎，而瑯威理則是一個性情剛烈的嚴格教官。

　　瑯威理擔任北洋水師的“總教頭”時，完全不顧清朝的官場潛規(guī)則，而是將英國皇家海軍的種種規(guī)則帶到北洋水師，一絲不茍地督導手下軍官，讓弟子們苦不堪言。

　　晚清外交官余思詒在日記中，形象地記錄了瑯威理治軍的嚴厲態(tài)度。據(jù)他回憶，有一次，李鴻章派遣鄧世昌、葉祖珪、林永升等北洋水師軍官，隨瑯威理到歐洲接收從英國、德國訂造的船艦。

　　此次接艦行程萬里，瑯威理利用回程路上的時間對水師進行訓練，在旗艦上不斷對各艦發(fā)出旗語信號，要求原本以雙雁行陣形航行的編隊立即改為單雁行陣形，進而改為復雜的鱗次陣形，一會兒讓各艦低速航行，一會兒讓各艦高速航行。

　　各艦隨著瑯威理的命令忙碌運轉(zhuǎn)，沒想到，瑯威理還一邊給船員們出難題，以旗語詢問各艦的燃煤消耗量和鍋爐壓力，只要哪艘軍艦的反應稍有遲緩，就會受到瑯威理劈頭蓋臉的責罵。當時在“靖遠”艦擔任大副的吳敬榮說，瑯威理就連上廁所時都在發(fā)命令（“常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”）。到了夜間，瑯威理還要訓練夜間燈光信號，讓各艦沒有片刻安寧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這種高強度的訓練每天都要進行。

　　遠航結(jié)束后，瑯威理率領(lǐng)船隊駛?cè)肱_灣海峽。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在廈門海面等候，各艦船員看到丁軍門到來，不禁喜形于色，他們總算是擺脫瑯副將的“魔爪”了。

　　1876年，福建水師初步建成，擁有11艘艦船，總噸位9877噸；1884年，南洋水師初具規(guī)模，擁有18艘艦船，總噸位22064噸；1888年，北洋水師正式成立，擁有約50艘艦船，總噸位約50000噸。

　　從三支艦隊成立時的軍力對比可知，受限于晚清的國力，清廷采取了重點發(fā)展北洋海軍的策略，即“先于北洋創(chuàng)設(shè)水師一軍，俟力漸充，由一化三，擇要分布”。另外，先后主持福建、南洋海軍的沈葆楨于1879年去世，福建、南洋水師失去了主心骨，又在此后的中法戰(zhàn)爭中遭受重大打擊，因而后繼乏力。

　　至此，李鴻章建立的北洋水師獨攬了晚清海軍近代化的重任。在檢閱北洋水師后，李鴻章一度信心滿滿地表示：“綜核海軍戰(zhàn)備，尚能日異月新，目前限于餉力，未能擴充，但就渤海門戶而論，已有深固不搖之勢。”

　　北洋水師建立的同年，總理衙門頒布《北洋海軍章程》，詳細規(guī)定海軍的船制、官制、軍規(guī)、俸餉、賞恤等。此外，海軍還有支應局、練餉局、軍械局、水師煤廠、工程局、醫(yī)院等一整套較為完備的后勤機構(gòu)，洋務運動中修建的鐵路、電報也為海軍提供了支援。可見，晚清海軍的確實現(xiàn)了近代化。

　　北洋水師成軍之初，按照當年《美國海軍年鑒》排名，位列亞洲第一。這個名次帶有很強的誤導性。事實上，北洋水師成立后，購置艦炮的數(shù)量急劇下降，甲午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六年甚至一艦未購。個中緣由，除了坊間傳言的慈禧太后為了慶祝六十大壽，挪用軍費修建頤和園外，北洋海軍自身的靡費腐敗和制度落后也不容忽視。

　　近代以來，軍事技術(shù)的更新迭代可謂一日千里，北洋水師的發(fā)展停滯無疑是致命的。到甲午戰(zhàn)爭前夕，日本海軍面對清朝的北洋水師已然不落下風。此時，李鴻章也深知中日兩國海軍的實力對比，不得不承認“查北洋海軍可用者，只鎮(zhèn)遠、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”。

　　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工作時，經(jīng)常和海關(guān)總稅務司赫德談論海軍的建設(shè)情況。多年以后，嚴復想起了赫德對北洋水師的一番告誡：

　　嚴復認為，赫德道出了北洋水師盛衰的原因。若要花開不敗，在于枝干，在于水土，而在清廷的統(tǒng)治下，近代海軍終究只是一朵無根之花罷了。

　　波譎云詭的19世紀即將落幕，洋務運動中興起的“新式”軍隊，將會迎來一場驟風急雨。

　　(美)費正清、劉廣京：《劍橋中國晚清史（1800-1911年）上卷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7年

　　尚小明：《洋務運動時期海、陸軍近代化差異之形成及反思》，《安徽史學》2024年第6期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